1988年7月27日，一份打印的《紧急请示报告》送到了中央、国务院一些领导同志的办公桌上。这份由一位有相当资历的离休老干部亲自写给中央的报告声称： 在广西武鸣、隆安等县一带深山密林的山洞里，有国民党军队逃往台湾时未能带走而埋藏的上百成千箱价值千亿美元以上的金银财宝…… 他在报告中写道，他曾亲眼目睹整盒的美钞、金板、夜明珠和委任状，提出要求中央领导接见由他从广西带到北京的几名“宝库”主管人的子孙和代表，并建议“由国家正副主席或国务院正副总理挂帅，迅速成立国家清理特殊资财领导小组”，“争取在一两年内将这笔金银财宝挖掘出来”。 很快，这份报告被转到了公安部。 没几日，那位给中央写了《紧急请示报告》的离休老干部亲自带着几名所谓“宝库”主管人的子孙和代表来到公安部。 9月23日，公安部一个局的负责同志接待了这几位特殊的“上访者”。献“宝”者唐茂安斜着大小不一的两眼，颧骨胡乱地动着:“我从小服侍主管‘宝库’的李青梅老太太，亲自进过两个洞6次，里面有3个金缸，3个银缸，12个箱子。” “李青梅是什么人？” “她85岁，左脚呈女脚型，脚板的前部埋有两只互抱的微型金狮子，脚背上有号码303，右脚呈男脚型……”唐茂安边说边比划着，并拿出李青梅给中央某首长的亲笔信，声称“革命老人”李青梅与中央某首长一起闹过革命，至今还留有这位首长北上时留下的战刀、军包等物。 “你可要讲实话，要是没有，以诈骗罪论处，你们知道这后果吗？”局领导同志严肃地说。 “没问题，我敢把脑袋押上，这回绝对是真的。”唐茂安一拍胸脯，唾沫星乱溅。 “对对！保证没问题，有金库。”温富荣，这位北京航空开发公司的副经理也斩钉截铁地说。 9月的南宁，花红柳绿，芭蕉树亭亭玉立，一派南国秀丽风光。 27日上午，一位面孔削瘦、年逾半百的人走进了南宁饭店，叩响了献“宝”人彭堂先、唐茂安住的905房门。他就是受公安部委派来南宁协同当地公安机关办案的老尚同志。老尚这几年接待过的献“宝”案不下几十起，去年还受部里委派前往四川协同当地侦破一起“老红军献宝”案。对付这些人，他经验丰富。此时，他按照专案组定下的方案来主动接触献“宝”者，探个虚实。记者也充作随从，紧跟其后…… 下午，市公安局刑警大队接待了唐茂安、彭堂先、黄苏才3名献“宝”者。 唐茂安说，李青梅亲口说过，她17岁参加革命，和中央某首长在一起，某首长北上时，她带两支驳壳枪回到家乡。后来又听搞献“宝”的韦利勇说，广西有17位“革命老人”保管着“八大宝库”，其中一位叫刘少桐的是印度人，从前是孙中山先生的马夫，认识周恩来、李宗仁，后入黄埔军校当学员，大革命时期到广西与某首长在一起工作，某首长北上时委托他负责保管广西的“八大宝库”。这些仓库存放着5130亿美元、英镑，还有大量的黄金、白银等宝物。 刘少桐的管家是李桂花，其实就是李青梅。 这些“宝物”现在就由李青梅主管，没有她同意是拿不出来的。如硬要拿出来，眼睛会凸出来，肚子往下坠。这次去北京和来这里，不为别的，只是想做件好事，一是为“老人”落实“革命身份”，二是为国献宝…… 唐茂安不时用手胡乱地拢几下蓬乱的头发，滔滔不绝地说。而所谓负责中央来人与李青梅联系的农民黄苏才则一副猥亵的样子。 “管库的是不是李青梅？”刑侦大队副大队长谢伊奇问道。 “嗯。我只是带人去过，但没见过宝。”黄苏才几缕枯草一样的头发晃了晃，支支吾吾地说。 “那怎么讲起宝的事来了？”谢伊奇目光炯炯。 黄苏才说话打结巴了：“我不大清楚，我没听说过……” 另一名献“宝”者彭堂先见黄苏才打退堂鼓，有点着急了。他侧过头操着带杭州腔的普通话质问唐茂安和黄苏才说：“你们说的‘109’库里面有中央首长的军包、战刀是怎么回事？” “那是北京的温富荣说的。”几个人开始“踢皮球”了。 彭堂先一急又交代说，今年7月，他和两个浙江老乡在南宁共和路邮局招待所，被一个自称是福建莆田人的于鹏飞骗了10700元，于给他的“宝物”全是假的。 “队长，来了几位记者要采访。”会议室门打开了，一名刑警进来报告说。 “咦，他们怎么知道得这么快！”区公安厅专案组一位同志说。 “唉，没办法，记者有采访自由，让他们进来吧。”谢伊奇无可奈何地说。 几位戴眼镜、穿茄克衫的记者举着照相机、摄像机一拥而入，“咔嚓”、“咔嚓”一阵响，几名“献宝”者不知所措地被一一摄入镜头。 原来，这是专案组设下的一个智取人证的计策。如果他们事败逃跑，就能够马上发出通缉令，这样取证不致打草惊蛇。 几名记者都是公安厅干部。 雨夜觅踪又一个紧张的夜晚。专案组成员们还在商讨着下一步的行动计划。身材魁梧的区公安厅副厅长安文林斜坐在木沙发上，面前茶几上烟缸里高高隆起了一堆烟头。他一声不吭，仔细地倾听着部下的分析，同时又在自己的脑海里进行着一番加工。 终于，他直起了身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根据这几年办案的特点和情况，广西公安机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