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两百多年里，有一项国策被民间概括为四个字：北不断亲。据统计，清代先后有三百多位皇族女子远嫁蒙古贵族，其中公主就有二十多位。 一代又一代的满蒙联姻，把清朝皇室和蒙古王公紧紧绑在一起，也让广袤的北部边疆保持了长期稳定。 可三百多年后的今天，一个看似反常的现象却常被人拿来讨论：我国内蒙古的蒙古族同胞，和北边蒙古国的蒙古人，祖先同源，语言相通，按说跨境通婚应该很普遍，现实中却少之又少。 要弄明白这一点，得先从清朝的“内”与“外”说起。清朝在蒙古地区推行盟旗制度，以部落为单位编旗，若干旗结为一盟。 在此基础上，清廷又把蒙古各部做了两轮划分：先分为由朝廷直接派官管理的“内属蒙古”和由世袭王公统治的“外藩蒙古”；外藩蒙古里，归附较早、集中在今天内蒙古中西部的二十四部四十九旗，称为“内扎萨克蒙古”；平定准噶尔之后才纳入版图的喀尔喀四部等，则称为“外扎萨克蒙古”。 后来人们口中的“内蒙古”“外蒙古”，最早就是这两个名称的简称。值得注意的是，清代的“内外”讲的是行政上的亲疏，而不是地理上的远近。 今天内蒙古的阿拉善，以及新疆、青海的不少蒙古部落，在清代都属于“外扎萨克”；而唐努乌梁海虽然离得远，却属于直接受朝廷管辖的“内属蒙古”。把这些概念理清楚，就会发现，所谓内外蒙古的分野，从一开始就不是一条简单的地理线。 清朝维系蒙古各部的，说到底是两样东西：一是盟旗制度的行政框架，二是对清朝皇帝的共同效忠。满蒙联姻，连接的主要是皇室和王公；各部之间之所以觉得是一家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头顶着同一位皇帝。 皇帝没了，这根绳子也就松了。晚清的蒙古社会，本身就危机四伏。 盟旗制度把牧民的活动范围长期固定，底层牧民受王公和牧主的层层盘剥；大量青壮年男子出家为喇嘛，人口长期萎缩；王公们向旅蒙商人大量借债，又靠压榨牧民、招垦汉族农民来还债，蒙汉矛盾日益尖锐。 再加上沙俄和日本在北方的渗透，一股民族分裂的暗流开始涌动。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外蒙古的部分王公和上层喇嘛在沙俄的策动下宣布所谓“独立”。 此后经过多轮交涉，1915年中俄蒙签订《恰克图协约》，外蒙古改称“自治”，名义上仍承认中国的宗主权。1921年后，外蒙古在苏俄的支持下建立了新政权，到1924年建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国，从此走上了与中国内地完全不同的道路。 二战结束前后，大国在雅尔塔做了交易，随后的中苏条约又作出安排，外蒙古搞了一次公投，国民政府在1946年初被迫点头。自那以后，一个在国内，一个在国外。 外蒙古的分离，并没有让北方的局势平静下来。抗战胜利之初，内蒙古一下子冒出了好几个政治山头，有人受苏联和外蒙古的撺掇，鼓吹内外蒙古“合并”，局势十分凶险。 在这个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一手团结、一手争取，耐心引导。1945年冬，张家口成立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第二年春天在承德开会，东部和西部的自治运动合到了一处，大家认定要在共产党领导下走民族区域自治的路，所谓“合并”的说法再也没了市场。 1947年5月1日，王爷庙宣布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这是新中国诞生之前就建立起来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政权。到明年5月，内蒙古自治区就满80岁了。 此后，内蒙古的行政区划经过多次调整，呼伦贝尔、绥远、热河部分地区以及阿拉善、额济纳等地相继划入，最终形成了今天横跨东北、华北、西北的格局。把分散的蒙古族聚居区统一到一个自治区里，既保障了蒙古族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也稳固了祖国的北部边疆。 一百多年的分治，让两地人民形成了截然不同的身份意识。蒙古国的民众，以独立的国家为认同核心；内蒙古的蒙古族同胞，则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几代人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活，和汉族以及其他兄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建设家园。 源头是一个，路却走成了两条，各自长成了不同的共同体。第三，生活不同了。 内蒙古这些年发展很快，城市化水平大幅提高，能源、农牧业、制造业、旅游业全面发展，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在全国名列前茅，很多蒙古族年轻人早已在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甚至北京、上海安家立业。 蒙古国则以矿业为主，经济结构相对单一，人口大量集中在首都乌兰巴托。生活方式、社会观念、经济条件的差异，让两地青年即便相遇，也很难走到一起。 第四，制度门槛高了。两地分属不同国家，国籍、户籍、婚姻登记、居留就业等都有一整套跨国程序，跨国婚姻的成本远高于国内婚姻。 这一点，任何两个国家之间都是一样的。其实，同一个民族分属不同国家，在世界上并不罕见。 说德语的德国和奥地利，说英语的英国和爱尔兰，都是语言相通却各自成国的例子。时间一长，口音会变，用词会变，生活习惯和价值观念也会变。 血缘是自然的联系，国家却是历史选择出来的共同体，后者对一个人生活的塑造，往往比前者更深。所以说，内外蒙古之间那道看不见的界 线 ，并非来自血缘，而是来自历史和国家。 血缘相近，并不能自动带来身份认同；真正把人凝聚在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