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伴儿走得早，七年前一场急病，说没就没了。儿子在外地成了家，一年到头也就春节回来那么几天。这七八年，我一个人住着那套两居室，白天去公园跳舞、跟老姐妹们唠唠嗑，晚上回到家，还是一个人对着空荡荡的屋子吃饭、看电视、睡觉。 人说老来伴，老来伴，年轻时听不进去，老了才知道，一个人过日子，是真难熬。 所以我动了再找一个的念头。 介绍人是我跳广场舞认识的老陈，她说她那边有个合适的老哥，人实在，脾气好，也是早年丧偶，一个人在城里租房住，就想找个知冷知热的老伴儿，安稳地过完后半辈子。 那个人，叫陆建国，今年六十二岁。 第一次见面，是在小区门口那家茶馆。 我特意换了件干净的藏青色外套，把头发梳得利利索索。陆建国比我到得早，坐在靠窗的位子上，看见我进来，连忙站起来，搓着手，有些局促地笑。他个子不高，背有点驼，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夹克，头发花白，脸上的皱纹像被风吹过的沟壑，一看就是个吃过苦的人。 他这个人，话不多，也不会说什么漂亮话，可就是那种踏实的、让人心里安稳的实在。我们坐在茶馆里聊了一下午，他跟我说他年轻时在工厂当工人，后来厂子倒闭下了岗，自己蹬过三轮、摆过摊，把儿子拉扯大。儿子如今在外地工作，也是常年不着家。 我便跟他说我自己的情况。说着说着，两个人都红了眼眶。 那天下午,我们从茶馆出来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路灯亮起来,他把我送到小区门口,站在那儿,搓着手说:"方姐,我这个人嘴笨,也不会说啥好听的。但我是真心想找个伴儿,踏踏实实地过日子。你要是不嫌弃,咱俩,就先处着试试。" 我看着他路灯底下那张憨厚的老脸,心里忽然就软了一下。 我说:"好。" 那以后的半年,是我这七八年里,过得最踏实、最暖和的半年。 陆建国每天早上都来我家门口等我,陪我去公园遛弯;中午他来我家吃饭,他吃得快,吃完就主动去刷碗;下午我们一起去菜市场买菜,他拎着菜篮子,跟在我后面一步也不肯落下;晚上我们并排坐在沙发上,有一句没一句地看电视,看到晚了,他再回他租的那个小屋子去。 他不是那种甜言蜜语的人。他对我好,都是实打实的——我膝盖不好,他记着给我买护膝;我血压有点高,他天天提醒我吃药;我喜欢吃某家铺子的酱牛肉,他就绕远路去给我买,每次买回来都说是"顺路"。 我们年纪都不小了,不是小年轻,不图什么轰轰烈烈。我要的,就是一个能陪我说话、陪我吃饭、在我半夜睡不着的时候,身边有个呼吸声的人。而他,大概也是这么想的。 处了半年,顺其自然,就说到领证的事。 那天下午,我们俩坐在我家客厅,商量着第二天去民政局的事。陆建国有些不好意思,搓着手说:"玉珍,咱俩虽说都是二婚,可我觉着,这也是正经事儿。明天,我请你吃顿好的。" 我笑着说:"都一把年纪了,还吃啥好的,领完证回家我给你包饺子。" 他嘿嘿地笑,眼角的皱纹堆在一起:"那敢情好。" 我看着他那副乐呵呵的样子,心里也甜。我甚至已经开始盘算,领完证,我们俩是把他的东西搬过来,还是另租个大点的房子,把日子过得像样点。 就在这时,他从夹克内兜里掏出一个东西,随手放在茶几上,起身去给我倒水。 我低头一看,是他的身份证。 我笑着伸手拿起来,想帮他收好。可就在我的目光,落在那张身份证上的那一刻,我的手僵住了。 那张身份证上,户主一栏赫然写着:陆建国。可旁边,配偶一栏,清清楚楚地写着三个字——刘月琴。 我盯着那三个字,脑子里"嗡"地一声,像是有什么东西炸开了。 "配偶:刘月琴"。 "刘月琴"。 这个名字,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因为我娘家的弟媳妇,就叫刘月琴。而我那个命苦的弟弟,方玉成,十年前就是被这个刘月琴,害得家破人亡的。 这件事,是我心里这辈子最痛的一根刺。 我弟弟方玉成,比我小六岁。十年前,他娶了刘月琴。那时候刘月琴年轻漂亮,嘴又甜,把我弟弟迷得团团转,连我劝他"这姑娘心眼活,你得留个心眼"的话,他都当耳旁风。 结婚不到三年,刘月琴就露出了真面目。她嫌我弟弟挣钱少,成天跟他闹;她还偷偷拿家里的钱,去给她娘家的弟妹们贴补;最要命的是,她还在外面有了别的男人。我弟弟为了这个家,起早贪黑地干活,到头来被戴了绿帽子,气得一场大病,生生把一个壮实的汉子,拖垮了身子。 后来我弟弟跟刘月琴离了婚,可这打击,一直没缓过来。他消沉了好几年,四十出头的人,看着像六十。前年,他病逝了。 我一直觉得,我弟弟的死,刘月琴要负一半的责任。 而今天,我竟然在眼前这个我以为要陪我过完后半生的男人——陆建国的身份证上,看到了"刘月琴"三个字。 原来,他那个"早年丧偶"的妻子,是撒谎。原来,他不是丧偶,他是——和刘月琴离了婚的。 我捏着那张身份证,手一直在抖。 我抬起头,看着陆建国端着一杯水走回来,脸上还挂着那副憨厚的笑,递给我:"玉珍,喝口水。" 我没有接那杯水。 我把身份证放在茶几上,推到他面前,声音很轻,却一字一句:"陆建国,你说你早年丧偶。你告诉我,刘月琴,是谁?" 陆建国脸上的笑
